我们正在从事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伟大事业：在公有制基础上建成市场经济国家，在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前提下建成法治国家。

民法学者一般认为，该条规定了个人信息权，[41]或者直接在确认个人信息权的基础上展开对个人信息的研究。[36]周汉华：《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方向》，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它们无法满足，是无限的和自我再生的，[11]亦即，风险的不可控性大大增强。立法上，为有效防控不断增长且变型多样的网络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刑法》286条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第 287 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与网络活动直接相关的罪名，以及对原《刑法》253条之一进行系统性、扩充式的修改后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替代原来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19]。随后，李某以隐私权受侵害为由，要求黄某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同样的，为了信息主体的利益而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亦体现了此种互助精神，如为了尽快找到走失的精神病人，精神病院未经家属同意发布寻人启事，在此情境下，倘若让行为人就此承担信息泄露的责任，于法理上难言正当。政府作为新的利益主体可能在利用个人信息时造成对信息主体的隐私权侵犯，个体的隐私保护需求构成了……政府利用个人信息的内在限度。

生物特征识别监控能够让一个国家识别和跟踪一个人，也可以在他们被识别的地方记录他们的活动……这可能干扰隐私权及其以外的权利。[56]立法作出此规定，并不意味着只要有私益和公益冲突，就要放弃个人信息保护，如同国家不能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理由剥夺个人权利一样，在部门立法未做出直接规定的情况下，只有存在值得保护的更高价值的公共利益时，才能以牺牲个人信息保护为代价。特别是，发现确诊病例后，第一时间做流行病学的调查是一项专业、系统、科学的工作，找到密切接触者并采取有效的隔离、检测等措施，是减少和阻断传染性疾病扩大、蔓延的重要一步。

四、作为疫情的发现地国，中国为抗击疫情、保障生命健康权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中国在不到一个月内完成了新型病毒的确认、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的通报，并且分享了全基因测序的信息，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在卫生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在今天却成了难题，有种种文化、偏好上的理由拒绝，但是在疫情防控规律上不问借口。德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逐渐改变了态度，越来越积极地对待佩戴口罩的问题。联合国国际人权文书中有在紧急状态下允许克减或者限制人权的条款。

这也是中国与许多国家防控措施的区别所在。一、纷繁复杂的形势下，科学和法治是战疫的根本 新型冠状病毒被发现后，世界各地相继进入与疫情做斗争的阶段。

4月17日，奥地利官方数据显示，该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增长率为欧洲绝无仅有的0.8%。因此，信息互通和技术共享颇具价值，国际多边领导和协调机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此类诉讼在法理和法律上没有根据，是一种诬告滥诉。中国只是作为发现地国，最早拉响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警报，在探索未知的疫情风险方面走在前面，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树立正确的疫情观，有利于正确看待和应对疫情 疫情虽然突如其来，但是绝非空前绝后。应对疫情，各国的团结和合作，刻不容缓。尚未结束的COVID-19疫情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人间百态，可以反映不同国家和地区认知和行动上的优势和短板，可以告诉我们在与瘟疫做斗争这一永恒主题上需要努力的方向。坦桑尼亚前总统基奎特表示，他的国家位于东非，但外界经常把肆虐西非的埃博拉当成整个非洲的问题，好像所有非洲人都与病毒有关。

缺少资金上的充足保障和各国普遍和一贯的积极配合，这是主权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中国际组织面临的普遍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也不例外。鉴于历史和当代不断出现的教训，2015年5月，世卫组织发布《新型人类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规范了命名方法，排除不科学、不公平和带来负面影响的命名方法。

中国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抗疫，在克服自身困难和压力的情况下，积极地援助他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是参与和推动新型国际治理的担当者和先行者。隔离是传染性疾病防控措施的关键。

比如，对于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不清楚病毒的具体来源。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包括大国的兴衰、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进展和结束、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往往受到瘟疫的直接影响。三、疫情本质上属于科学范畴，抗击疫情必须坚持科学精神，尊重和顺应科学规律 所有人，不分种族，均面对这一世纪性的卫生健康挑战。但是美国一些媒体和政客执意要叫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涉及多种歧视，包括种族歧视，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现代社会，人们更能够从科学的视角看待流行性疾病，但是歧视和偏见仍然屡见不鲜。法学学者和司法工作者们也会有不同的法律认识，但是，从根本上说，法律解释和适用要符合实际，要有尊重科学和坚持法治的精神，概括地说，就是要有一种科学的疫情观。

日本病毒学家岗田晴惠公开称赞中国的反应非常厉害。换句话说，如果疫情被证明首先发生在美国，美国没有发现和采取应对措施，用美国这些滥诉的逻辑，美国政府是不是应该向全世界赔偿？美国国会有议员要专门针对中国修改国家豁免的法律，法治精神全无。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被称为COVID-19，这是权威的命名。所以用科学精神与法律思维的结合来解释和适用法律至关重要。

在迷信的时代，人们会认为瘟疫发生跟惹怒了鬼神有关。五、疫情无对错，需要警惕、预防和杜绝围绕疫情的污名化、歧视以及诬告滥诉 纵观人类历史，瘟疫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旷日持久的法律战，我们可以见招拆招，从主张诉讼豁免，一直到最终——如果有最终的所谓不利裁决的话——主张执行豁免。流行性疾病不问人的身份、不问国家间的界线，传播和蔓延的遏止和应对成效取决于防控能力上的短板——应对能力最弱的国家。疫情首先破坏和威胁的是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涉及每一个人的生命权。而树立正确的疫情观的关键，还是要坚持科学和法治的精神。

在应对COVID-19的方式方法上，肯定需要基于特定国家、地区及其社会的特点，但是必须看到，病毒和疾病只问自然规律，不问意识形态，不问社会制度，不问宗教文化背景，不问种族、民族、肤色或者其他个人身份。疫情确认之前，广泛暴发和大量病患死亡是新的疫情被发现的必然的过程。

在欧共体这样的世界一体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有主权国家和一体化组织关系的矛盾和张力。为了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秩序等的需要，对人身自由等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在法律和法理上可以找到明确的根据。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5月29日。目前，疫情仍在发展中，人类对于病毒和由此引发的疾病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局限，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态势仍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特效药还没有找到，加紧研发的疫苗不知何时可以研制成功并付诸临床使用…… 从个人到集体，从一国到国际社会，如何看待疫情，如何携手战疫？笔者认为，正确看待和应对疫情，必须坚持科学精神和法律思维。

从权利的视角考察疫情应对很有意义，但是与一般的人权可以侧重或者局限于法律分析不同，疫情引起的危机首先是一个健康问题，本质是一个自然现象，在更大的程度上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和精神，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严谨性来对待。古代社会不可能做到早发现、早应对。至今，疫情还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蔓延，能否有效地防控，本质上取决于科学认知和科学应对，并不取决于政治和制度偏好。病毒可能来源于动物，最早源于何地，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论证的科学命题。

责备之心和恐惧、偏见有时混杂在一起，加上谣言四起，会产生归责和情绪宣泄的需求。病患可能被污名化、被处以酷刑、加以迫害。

总的来说，中国坚持科学战疫和依法战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表明，在其他国家自前段时间确认的首例COVID-19患者之前更早的时间内出现过感染者，时间早于中国对相关病例的发现。

人类的历史，正是一部与瘟疫相伴的斗争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月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